《玄门道语》第二十一期：道教的劝善思想及实践
时间：2016-12-18 来源：西安八仙宫弘道部整理
作者：刘洁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劝善思想贯穿于自身的哲学理论中，并与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外来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 善 ” 、 “ 恶 ” 观，影响着儒释道三教在善恶伦理观方面的发展。但道教的 “ 善 ” 、 “ 恶 ” 观已不仅是简单的伦理观念，道教已经把 “ 善 ” 、 “ 恶 ” 提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去思考，《道德经》第二十章中就提出 “ 善之与恶，相去几何？ ” 众多道教典籍中也包含了深刻的道教劝善思想，特别是一批被人称之为 “ 善书 ” 的经典，将深邃的哲学思想变化成通俗易懂的文字，使之能在民间广泛传播。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宋元以降，道教伦理逐渐出现了世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趋势，并产生了专门劝人去恶从善的书籍，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太微仙君功过格》等。道教善书建立了一种朴素的伦理系统，他所具有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伦理重建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其中，《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在道教中影响深远，同《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传播。而善书在民间的传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劝善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传播善书也是老百姓行善积德的重要形式。《太上感应篇》的内容与《抱朴子 • 内篇》的部分相类似，可以推测《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在当初撰写该书时对《抱朴子 • 内篇》进行了参考，其中有关禁忌的文字同《抱朴子 • 内篇 • 微旨》如出一辙。这些禁忌多是百姓日常生活所见，其作用也多影响民间生活，而不是单为道团内部适用。而这也正反映出《太上感应篇》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又一原因，即道教与民间生活、风俗习惯的紧密关系。
《太上感应篇》传世刻本有很多，并在后世多有人为其作序加注。现存最早的注释是《道藏》中所藏的李昌龄注与南宋郑清之的赞语的刊刻。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的人中有很多是非道教徒，他们依据各自的信仰立场去对《太上感应篇》加以理解和注释，有些已经失去了道教原有的意义。其中包括：儒家的伦理观、释家的因果观、及其一些民俗信仰，这些全都容括在了《太上感应篇》一本书中。从这一角度来看《太上感应篇》正契合了宗教扬善惩恶的需要。
劝善思想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已经出现，《太平经》是道教形成之初的主要著作之一，它代表的是道教早期的善恶报应观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是承负报应的思想，即天道承负说。其主要含义是后人承担前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前人作恶、后人遭殃,前人行善、后人享福。《太平经》中渗透着浓厚的伦理道德精神，堪称道德宗教化与宗教道德化的杰作。《太平经》的劝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 “ 融道入儒 ” 的重要特征。《太平经》以 “ 孝忠为先 ” 、 “ 尊师如父 ” 、 “ 诚信为急 ” 为道德教育内容，通过“ 趋正去邪 ” 、 “ 悔过迁善 ” 、 “ 为天陈法 ”的道德教育方法，达到 “ 人格完善 ” 、 “ 成就贤才 ” 、 “ 德治天下 ” 的道德教育目的。《太平经》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值得世人批判性地继承与借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性社会道德的不足。对后代道教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上感应篇》就将其劝善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劝善内容。
一、以人为中心的自律思想
《太上感应篇》开篇便言： “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 。人是决定祸福的主体。由此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问题：行善或行恶可以自己选择，但二者的结局是完全不同，这又如何选择呢？善人能够得到 “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 ” 。这些都给予行善者精神上的支持，也描绘了恶人悲惨的下场，使得世人能选择去做一个行善之人，而加以自律，以免做了恶事招来祸害。
自律是将道德伦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或动机。《太上感应篇》中以人的自我来审视自身的一言一行，其标准就是 “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 。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提倡的道德风尚，与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和谐涵括了三个方面：
首先，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平静。
只有内心的和谐才会认清我们真正应该走的道途， “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 ，不会心存侥幸，得一时痛快，失千古清白。历史上众多道教高功都以此为修行法要，身体力行，并立下规矩。邱长春祖师的《律坛执事行为榜》云： “ 窃闻云水大众，原系四海同居。既入坛下，必须通知模范。功行悉备，不异先贤。自今云水相逢，烟霞集会，倘得道遇师，师边得旨，恒心觉悟，了却出世家风；竭志修持，堪作升仙活计。如若不谨，后悔何及，凡诸执事各宜勉之 …… 以上条款，伏望人人著意，个个留心，倘有推托依靠等情，大众自有真实公举。两堂功课宜持，五品皇经莫怠，十方有志高人住者自当恭敬，不可独善其身。倘外明而内暗，或口是而心非，或阳奉而阴违，或公入而私出，十方檀越视我为贪鄙之徒，护法灵官自有分明报应。宁教诸人负我，不可我负诸人 ” 。
其次，人与自然的和谐安宁。
人不但要内心平静，对待他物也要 “ 慈心于物 ” ，不论“昆虫草木”。人生存的世界是由万物所构成，这个世界是万物生存的家园，人类不可以生出贪婪之心，过分地去向大自然掠夺。水灾、沙尘暴、干旱 …… 就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惩罚。道教历来就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处理人工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天人、万物一体，因地制宜、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对人生命的尊重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爱护，并由此形成了珍视现实生命价值的积极的原始生态理念。以崂山太清宫为例，至今保护下来的树木共有2 1 0 0年以上的古柏2株、千年古银杏树2 1株、古侧柏2株、古朴树4株，1 1 0 0余年的糙叶树1株、古黄杨7株、古乌桕树1株、古黄连木3株、古楸树1 3株、古山茶花5株、金桂和银桂等桂花类1 0余株、古紫薇树2株，还有许多上百年的木瓜树、紫玉兰、辛夷、木笔、棕榈、石榴树等。
再次，人在社会中和谐共处。
社会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构成的，而《太上感应篇》中对善行讲的最多的也是关于与他人的相处。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与我们社会现在呼唤人们的诚信意识，重新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社会风尚殊途同归。
二、以神为监督的他律思想
将道德自觉内化的过程极其艰难，《太上感应篇》中还有诸位神仙查人过失、奖善除恶的生动例证。人活着的时间以 “ 纪算 ” 计之，冥冥中有神灵在监督世人的一言一行，作恶者必 “ 夺其纪算 ” 。这些神灵在《太上感应篇》中具体介绍的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神能称之为神必有其灵异之处。三台北斗神君高高在上，俯视人间万象；三尸神暗藏人体内，感应心神；灶神终日与人同室而居更是一言一行逃不过他的耳目。传说，唐朝名臣娄师德，受到唐高宗皇帝的宠信，对朝廷也有很大的贡献。一日，娄师德忽见星官，星官告诉他： “ 你曾经误杀了两条人命，这个罪过应当减除你十二年的寿命，你头顶上的星光将快要灭尽了啊！ ” 这一天，娄师德倍感昏沉，就告诉身旁的人说： “ 我一生向来行事谨慎，只是因为误杀了两条人命，今天遂要我早死十二年啊！ ” 没多久，娄师德就过世了。所以神给人以畏惧之感，成为世人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人的行为受到神的支配和节制，虽然达不到道德自律的思想境界，但也取得了明显劝善的效果。
三、道教 “ 承负 ” 学说的威慑
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就出现了 “ 承负 ”说，曰：“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在前后积来害此人也。 ” 这是道教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道教报应观念的表现。前辈行善，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前人的行为对后世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产生蝴蝶效应。当然，其前提是本人首先在有生之年承担自己的善恶报应。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现在是过去的总结，未来是现在的投射。这就是事物源头与后来的事物要对产生的现象承担负责。承负说与佛教因果学说是相区别的，它解释了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而得恶报，行恶而得善报的不一致性。《太上感应篇》虽没有把承负作为重点来讲，只提及 “ 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 这已经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会承负先人的恶报了。正因为如此承负作为道教中一重要的论点，其教化世人的力度甚强，也就把它作为劝善的手段之一。
四、民俗俚语生动教化
《太上感应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世人行善避恶，但古代社会文明程度不能普及到普通老百姓，所以《太上感应篇》应用俚语讲述劝善的道理就通俗易懂，加以民俗比喻生动形象地举出一些事情需要禁忌，这在该书中所举事例甚多，如：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杀龟打蛇等等，这些都是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我国古代许多文人的笔记小说都对民俗中的道教劝善思想有过记载，比如：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潘荣升的《帝京岁时纪胜》、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道教劝善思想对民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民俗活动中也表现出道教劝善思想。例如，旧时在陕西关中地区，每逢庙会便搭起高台，登台唱诵各种劝人从善的历史典故或经文谶语，以高台教化，警醒世人。这种活动称为 “ 劝善 ” ，其所唱的曲调谓之“ 劝善调 ” ，唱者则被称谓 “ 善人 ” 。戏剧虽然在各地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说唱表达方式，为其劝善服务，带有明显的祭祀性和浓郁的宗教色彩。道教劝善思想不仅是弘道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统美德的积淀，劝人以善为本、求善、行善。至今还保留了大量具有道教劝善色彩的剧目，如：《双还魂》《南华授书》《钟馗救驾》《桃木剑》《铁冠图》《蜃中楼》《玉祖寿》《天官赐福》等。
总之，在善的背后是忠孝仁义，是对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是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谐平等的生存状态；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道教劝善不但将善刻画在世人的心灵深处，还不遗余力地在世人的生活中进行实践，对人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谐平等的生存状态，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劝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慈善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其实践也成为慈善活动的最初表现形式。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宋元以降，道教伦理逐渐出现了世俗化、通俗化和民间化趋势，并产生了专门劝人去恶从善的书籍，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太微仙君功过格》等。道教善书建立了一种朴素的伦理系统，他所具有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伦理重建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其中，《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在道教中影响深远，同《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在明清时期被广泛传播。而善书在民间的传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劝善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传播善书也是老百姓行善积德的重要形式。《太上感应篇》的内容与《抱朴子 • 内篇》的部分相类似，可以推测《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在当初撰写该书时对《抱朴子 • 内篇》进行了参考，其中有关禁忌的文字同《抱朴子 • 内篇 • 微旨》如出一辙。这些禁忌多是百姓日常生活所见，其作用也多影响民间生活，而不是单为道团内部适用。而这也正反映出《太上感应篇》能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又一原因，即道教与民间生活、风俗习惯的紧密关系。
《太上感应篇》传世刻本有很多，并在后世多有人为其作序加注。现存最早的注释是《道藏》中所藏的李昌龄注与南宋郑清之的赞语的刊刻。而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太上感应篇》作注的人中有很多是非道教徒，他们依据各自的信仰立场去对《太上感应篇》加以理解和注释，有些已经失去了道教原有的意义。其中包括：儒家的伦理观、释家的因果观、及其一些民俗信仰，这些全都容括在了《太上感应篇》一本书中。从这一角度来看《太上感应篇》正契合了宗教扬善惩恶的需要。
劝善思想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已经出现，《太平经》是道教形成之初的主要著作之一，它代表的是道教早期的善恶报应观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是承负报应的思想，即天道承负说。其主要含义是后人承担前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前人作恶、后人遭殃,前人行善、后人享福。《太平经》中渗透着浓厚的伦理道德精神，堪称道德宗教化与宗教道德化的杰作。《太平经》的劝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 “ 融道入儒 ” 的重要特征。《太平经》以 “ 孝忠为先 ” 、 “ 尊师如父 ” 、 “ 诚信为急 ” 为道德教育内容，通过“ 趋正去邪 ” 、 “ 悔过迁善 ” 、 “ 为天陈法 ”的道德教育方法，达到 “ 人格完善 ” 、 “ 成就贤才 ” 、 “ 德治天下 ” 的道德教育目的。《太平经》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值得世人批判性地继承与借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性社会道德的不足。对后代道教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上感应篇》就将其劝善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劝善内容。
一、以人为中心的自律思想
《太上感应篇》开篇便言： “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 。人是决定祸福的主体。由此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问题：行善或行恶可以自己选择，但二者的结局是完全不同，这又如何选择呢？善人能够得到 “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 ” 。这些都给予行善者精神上的支持，也描绘了恶人悲惨的下场，使得世人能选择去做一个行善之人，而加以自律，以免做了恶事招来祸害。
自律是将道德伦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或动机。《太上感应篇》中以人的自我来审视自身的一言一行，其标准就是 “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 。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提倡的道德风尚，与我们国家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和谐涵括了三个方面：
首先，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平静。
只有内心的和谐才会认清我们真正应该走的道途， “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 ，不会心存侥幸，得一时痛快，失千古清白。历史上众多道教高功都以此为修行法要，身体力行，并立下规矩。邱长春祖师的《律坛执事行为榜》云： “ 窃闻云水大众，原系四海同居。既入坛下，必须通知模范。功行悉备，不异先贤。自今云水相逢，烟霞集会，倘得道遇师，师边得旨，恒心觉悟，了却出世家风；竭志修持，堪作升仙活计。如若不谨，后悔何及，凡诸执事各宜勉之 …… 以上条款，伏望人人著意，个个留心，倘有推托依靠等情，大众自有真实公举。两堂功课宜持，五品皇经莫怠，十方有志高人住者自当恭敬，不可独善其身。倘外明而内暗，或口是而心非，或阳奉而阴违，或公入而私出，十方檀越视我为贪鄙之徒，护法灵官自有分明报应。宁教诸人负我，不可我负诸人 ” 。
其次，人与自然的和谐安宁。
人不但要内心平静，对待他物也要 “ 慈心于物 ” ，不论“昆虫草木”。人生存的世界是由万物所构成，这个世界是万物生存的家园，人类不可以生出贪婪之心，过分地去向大自然掠夺。水灾、沙尘暴、干旱 …… 就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惩罚。道教历来就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处理人工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天人、万物一体，因地制宜、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对人生命的尊重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爱护，并由此形成了珍视现实生命价值的积极的原始生态理念。以崂山太清宫为例，至今保护下来的树木共有2 1 0 0年以上的古柏2株、千年古银杏树2 1株、古侧柏2株、古朴树4株，1 1 0 0余年的糙叶树1株、古黄杨7株、古乌桕树1株、古黄连木3株、古楸树1 3株、古山茶花5株、金桂和银桂等桂花类1 0余株、古紫薇树2株，还有许多上百年的木瓜树、紫玉兰、辛夷、木笔、棕榈、石榴树等。
再次，人在社会中和谐共处。
社会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构成的，而《太上感应篇》中对善行讲的最多的也是关于与他人的相处。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与我们社会现在呼唤人们的诚信意识，重新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社会风尚殊途同归。
二、以神为监督的他律思想
将道德自觉内化的过程极其艰难，《太上感应篇》中还有诸位神仙查人过失、奖善除恶的生动例证。人活着的时间以 “ 纪算 ” 计之，冥冥中有神灵在监督世人的一言一行，作恶者必 “ 夺其纪算 ” 。这些神灵在《太上感应篇》中具体介绍的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神能称之为神必有其灵异之处。三台北斗神君高高在上，俯视人间万象；三尸神暗藏人体内，感应心神；灶神终日与人同室而居更是一言一行逃不过他的耳目。传说，唐朝名臣娄师德，受到唐高宗皇帝的宠信，对朝廷也有很大的贡献。一日，娄师德忽见星官，星官告诉他： “ 你曾经误杀了两条人命，这个罪过应当减除你十二年的寿命，你头顶上的星光将快要灭尽了啊！ ” 这一天，娄师德倍感昏沉，就告诉身旁的人说： “ 我一生向来行事谨慎，只是因为误杀了两条人命，今天遂要我早死十二年啊！ ” 没多久，娄师德就过世了。所以神给人以畏惧之感，成为世人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力，人的行为受到神的支配和节制，虽然达不到道德自律的思想境界，但也取得了明显劝善的效果。
三、道教 “ 承负 ” 学说的威慑
早在汉代《太平经》中就出现了 “ 承负 ”说，曰：“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在前后积来害此人也。 ” 这是道教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道教报应观念的表现。前辈行善，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前人的行为对后世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产生蝴蝶效应。当然，其前提是本人首先在有生之年承担自己的善恶报应。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现在是过去的总结，未来是现在的投射。这就是事物源头与后来的事物要对产生的现象承担负责。承负说与佛教因果学说是相区别的，它解释了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而得恶报，行恶而得善报的不一致性。《太上感应篇》虽没有把承负作为重点来讲，只提及 “ 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 这已经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会承负先人的恶报了。正因为如此承负作为道教中一重要的论点，其教化世人的力度甚强，也就把它作为劝善的手段之一。
四、民俗俚语生动教化
《太上感应篇》的主要目的就是教化世人行善避恶，但古代社会文明程度不能普及到普通老百姓，所以《太上感应篇》应用俚语讲述劝善的道理就通俗易懂，加以民俗比喻生动形象地举出一些事情需要禁忌，这在该书中所举事例甚多，如：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杀龟打蛇等等，这些都是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我国古代许多文人的笔记小说都对民俗中的道教劝善思想有过记载，比如：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潘荣升的《帝京岁时纪胜》、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等，道教劝善思想对民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民俗活动中也表现出道教劝善思想。例如，旧时在陕西关中地区，每逢庙会便搭起高台，登台唱诵各种劝人从善的历史典故或经文谶语，以高台教化，警醒世人。这种活动称为 “ 劝善 ” ，其所唱的曲调谓之“ 劝善调 ” ，唱者则被称谓 “ 善人 ” 。戏剧虽然在各地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说唱表达方式，为其劝善服务，带有明显的祭祀性和浓郁的宗教色彩。道教劝善思想不仅是弘道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文化几千年传统美德的积淀，劝人以善为本、求善、行善。至今还保留了大量具有道教劝善色彩的剧目，如：《双还魂》《南华授书》《钟馗救驾》《桃木剑》《铁冠图》《蜃中楼》《玉祖寿》《天官赐福》等。
总之，在善的背后是忠孝仁义，是对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是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谐平等的生存状态；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道教劝善不但将善刻画在世人的心灵深处，还不遗余力地在世人的生活中进行实践，对人自我品德素质的内在升华和提炼，关注社会、关注自然以求得和谐平等的生存状态，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体系的纽带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劝善思想蕴含着朴素的慈善观念，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其实践也成为慈善活动的最初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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