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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门道语》第三十七期:西安下马陵与董仲舒墓的前世今生
时间:2020-11-30    来源:八仙宫网络平台整理     作者:杜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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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乐坊,紧邻兴庆宫、东市,是唐长安城(今陕西西安)的繁华之地。古长安,酒之名品益众,《唐国史补》中就记载了出产于常乐坊的两款名酒“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北宋修撰的《长安志》为古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书,在《长安志》中关于“次南常乐坊”条目下曾有描述:“曲中出美酒,京都称之。”
      在唐代诗人那里,有酒必有诗,美酒与诗缺一不可,唐代分别有谢良辅的《忆长安·十二月》,其诗有:“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和皎然的《杂曲歌辞·长安少年行》,其诗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而“虾蟆陵”真正引起坊间百姓兴趣的,却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琵琶行》,诗中有云:“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从琵琶女的老家,白居易或许会联想到自己初来京城的落脚地,位于常乐坊西北之“东亭”。当这三篇唐代诗作共同咏出“虾蟆陵”时,不得不说在古长安城,“虾蟆陵”已成为常乐坊官方的“地点标记”且家喻户晓。
      唐长安的虾蟆陵与今西安的下马陵是如何关联到一起的呢?据《长安志》对“下马陵”条目作如下解释:“下马陵。岁月深远,误传为‘虾蟆’尔。”且在“次南常乐坊”条目解释中也有:“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国史补曰:董仲舒墓,门人至(‘至’字原缺,据成化、四库本补。)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谚讹为虾蟆陵。”由此可见,常乐坊虾蟆陵原先叫做“下马陵”,后因关中“坊中语”皆讹谬所习,“下马”二字的陕西话发音为(ha ma),和“虾蟆”二字同音,况且常乐坊内原先真的有一汉代大冢,于是乎,汉代大儒董仲舒便成了这汉代大冢的主人,说官吏军民至此均必下马是对董仲舒的崇敬。
      在西安八仙宫灵官殿后墙,石刻有一副唐代都城图,其蓝本来源于清嘉庆年间王森文的《汉唐都城图》唐城部分。这位王森文曾暂居长安,期间参与过修订《长安志》,并著有《汉唐都城考》,为日后大明宫的复原提供了依据。在王森文的唐代都城图中,常乐坊内,赵景公寺位于坊西南,郭敬之寺位于坊东南,而下马陵则位于坊东与郭敬之寺紧挨在一起。以上均说明了古长安城常乐坊之下马陵是经历了“先有董仲舒墓、再有下马陵、后谚讹为虾蟆陵”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孔子创立孔教和儒家学派,董仲舒独具慧眼,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自此,孔教即成为国教,尤其是到了明正德年间,董仲舒更是被炒作成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大建董子祠。在今西安的和平门内西侧,西至柏树林南口,紧挨城墙的一条小巷也唤作“下马陵”,巷东北侧相应的也有一座董仲舒墓。这座董仲舒墓,其实是明、清两代地方官吏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古代遗迹。
      明嘉靖初年间,陕西巡抚王珝(号滦江,时人尊称滦江公)在原启圣祠的基础上,于祠后院初建董子祠,值得一提的是,启圣祠里居然也有一墓,明嘉靖年间张治道在《碑记》中对初建过程有详细记载。又据雍正《陕西通志》载“董子祠,在学宫后,嘉靖二十一年侍郎赵廷锡(按,‘锡’当为‘瑞’)改建,有尚书唐龙、侍郎吕柟碑。(《马志》)今在城东,祀汉儒董仲舒。祠后有墓。”清康熙六年(1667)年,经咸宁知县黄家鼎重整修葺后,在门前刻石曰“下马陵”,黄知县又延请董氏后裔到此守灵,并奉时祭祀于斯地。这说明西安市和平门之下马陵是经历了“先有启圣祠、再有董子祠、董仲舒墓,附会为下马陵”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而原唐长安城常乐坊之下马陵渐次被人们遗忘。
      抗战时期,下马陵曾是西安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董仲舒墓。有趣的是,和平门下马陵门楼前居然立有两块墓碑,一块是1956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立,另一块是西安市人民政府2018年3月28日立。
      董仲舒墓究竟在哪里呢?据《长安志》记载:“太平寰宇记云兴平县董仲舒墓在县东北二十里,又未知何据。又今《渭南志》、《通许县志》亦俱有董仲舒墓,非。”由此可见,至今尚未发现董仲舒的衣冠冢,均未有可信证据证明墓址所在。无独有偶,历史上对董仲舒的出生地也众说纷纭,目前有3种说法,一是景县广川镇、二是枣强县广川镇、三是德州广川县。正是由于董仲舒生前死后扑朔迷离的身世,让他一跃成为神乎其神的人物,最终在道教的传说故事中得道成仙,还位列“蜀之八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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