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老子》、《庄子》及其他道家（教）的文化典籍中，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伦理思想，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
  道家学派于春秋末期由老子创立，其代表作是《老子》。该书中主要述其“自然天道观”，强调效法“道”。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源，不可名状，亦无法察知，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由此，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 第四十九章》），这种观点、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庄子 在宥》），“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 天地》），由此，人们可以通过修持得“道”升天，得“道”之人就是“真人”。得道之法即是行善。只要顺应自然行善，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 养生主》），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高寿善终。可见，善恶自有报应是庄子与老子共同的主张。
  善恶报应是道家经典中得反复提及的重要内容。如：“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等。其实，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之说的进一步阐说。如《周易       坤 文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尚书  伊训篇》：“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古时期提出的善恶观念，一一被道家（教）所继承和发扬，并屡屡论及。如此一来，道家的善恶观便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观念，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他反对对严苛的政治，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 第七十五章》）。正是由于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学有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老子 第七十七章》）。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 第八十一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 第八十章》）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至于庄周，他长期过着息影林泉的隐居生活，追求一种“与天地万物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他亦主张“富而使人分之”（《庄子 天地》），救济贫者，颇有可取之处。此外，他认为，为政者养育百姓，应“爱人利物”，应效法“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 天地》）。老庄这种思想对道教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及其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太平经》的“承负”慈善观
《太平经》一书的内容繁富，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经》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会，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这就是说，道教对世俗民众也仁慈爱意，主张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思想的依据。“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承负说”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承负说”的提出，推动了后代道教徒力行善事义举。
《抱朴子》中的“丹道劝善”观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道教获得了大发展，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其中“内篇”（20卷）蕴涵着早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理论精蕴。    
  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报应思想，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教义相结合。“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不能光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为人多谋利益。他要求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都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穷救急，见到别人受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一样，推己及人，自觉去为求仙而行“善”。为此，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他说，仙有地仙、天仙之分，“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不能稍有疏忽。比如要成为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如果“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相反，如果不服仙药但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猝死之祸矣”。相比之下，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更能得道成仙。后来，人们将《抱朴子 内篇》中的《对俗》、《微旨》的内容进一步阐发，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书，对后来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至明清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唐宋道教的多元慈善观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医家，辑录了一些道教经籍，如《道藏》、《太上感应篇》。这一时期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库。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慈善思想。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要方》中就提出，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济世救人的普爱之心（《千金要方 序》）。“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千金要方》卷一），对病人要一视同仁，竭力抢救。这种行医济世的慈爱思想成为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的渊源。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人在修行崇道中，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传，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行善乐施以感动太上，死后升入神仙之列。
再来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指“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如果人们笃行善事，那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反之，若犯有恶行，司命神定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
《太上感应篇》通篇千余字，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在卷首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加促进了《太上感应篇》的流布。
大约在同时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间行善之举蔚然成风了。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