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门道语》第二十一期：《大元玄都宝藏》纂修始末
时间：2016-12-18 来源：西安八仙宫弘道部整理
作者：张方
《道藏》是汇集道教典籍的大丛书。道教开创之初，经书并不多。魏晋后，随着道教的倡行，道书日益增多。南朝宋时著名道士陆修静广为搜访，编成《三洞经书目录》。梁时，道士孟法师又编撰了《玉纬七部经书目》，道经 “ 三洞四辅 ” 的神学体系编排就此定型。道书的大规模编藏始于北周。周武帝组织玄都观道士编辑《玄都经目》，号称六千余卷。唐开元年间，玄宗诏令人搜访道经，并亲自主持编修了《开元道藏》。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命宰臣王钦若、张君房编修整理《道藏》，称《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时，又继续搜访天下道教遗书，刊印藏典。因全藏在福州闽县刻板，存于闽县天宁万寿观，又称《政和万寿道藏》。金大定四年，金世宗将开封的《道藏》经板运往中都十方大天长观存藏。金章宗命人补齐残缺，又搜访遗经，刊印为《大金玄都宝藏》。
金末元初，天长观毁于大火，经板被焚毁。各地所藏《大金玄都宝藏》亦多为战争所毁，据说只有管州还保存有完整的《大金玄都宝藏》。此时，全真教乘势而起，在各地恢复和重建了大量的道教宫观，这些宫观都急需道教经典作为珍藏。因此，重修《道藏》的工作便被全真道提到了议事日程。丘处机东归之后，曾与得力弟子宋德方商议恢复《道藏》之事。他对宋德方说： “ 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尔当任之。 ” 丘处机仙逝后，宋德方任教门提点，辅助掌教尹志平。他想到丘处机数年前编修道藏的嘱咐，与门人秦志安等开始策划编印《道藏》工作。
与以前历代《道藏》编修均是政府行为相比，宋德方这次修藏完全是凭全真一教之力来完成。其之所以有如此自信，与当时全真道的鼎盛实力不无关系。这一时期，丘处机所开创的强势局面被尹志平发扬光大。全真宫观遍及北方大部分地区， “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 。全真教徒众多， “ 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 ” 。同时，蒙古皇室贵族对全真道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全真教上层与达官贵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宋德方与当时丞相胡天禄相交甚厚。胡天禄得知宋德方筹划编修《道藏》，当即资助了白金一千五百两。有了强大的经济后援，宋德方的《道藏》的修撰事宜便再无后顾之忧了。
与雕刻印刷所需要的财物相比，编修《道藏》更需要高水平的文人来进行收集、整理与编纂工作。全真道在创建之初就十分注重门徒文化素质，尤其欢迎士大夫入道。丘处机所收弟子多是儒士或出于儒士之家。而金亡之后，又有不少士大夫流离失所，李志常等人十分注意收容这些士人。据《黑鞑事略》记载，当时长春宫中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一批遁世避政又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儒者栖身于全真教，为修撰《道藏》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总领修藏的秦志安便是在此时加入的全真道。秦志安，字彦容，生于儒学世家。父亲是金朝著名的诗人秦略，秦略号称西溪散人，与元好问交好。
秦志安是秦略的长子。自幼学儒，曾三考进士未能成功。四十岁时，他置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先是从禅士游，又从道士游。金朝灭亡之后，秦志安在上党与宋德方相遇，两人因缘投合，秦志安礼宋德方为师。此时，宋德方正在四处物色编修《道藏》之人才，在了解了秦志安的学问人品之后，觉得可以依托，就将总领修藏的工作委任予他。1 2 3 7年，在掌教尹志平向皇帝请旨得到批准之后，宋德方开始率领众弟子重修《道藏》。这次编修的《道藏》以当时管州仅存的《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对照北宋《政和道藏》目录，再搜罗遗逸，补完亡缺而成。宋德方总摄全局，负责组织工作。他先在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纸张，以供刊藏使用。然后又设立二十七局负责刻板与校雠，平阳、晋、绛置四局，陕西设九局，太原设七局，潞、泽二局，怀、洛五局，总局设于平阳玄都观。所有刻局均依托当地的全真教宫观，以宋德方门下宫观为主，并在宫观中配置博学之士负责校勘。秦志安坐镇平阳玄都观总督各局，每局将校完的版本送往玄都观再由秦志安总校。秦志安在编修中不但负责规划、选材、校勘的工作，而且还负责调配参与修藏三千余人的衣粮日用，可谓是劳心劳力。这次修藏从公元1 2 3 7年直到1 2 4 4年，前后费时八年之久。《道藏》修完之后不久，秦志安就因操劳过度，在所居玄都观樗栎堂去世
这次编修的《道藏》起初印有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以后各处陆续附印者又有百余家。宋德方在每一处庋藏之所设博学之士任讲经师，讲解《道藏》经典，用以提高广大道众的文化水平。宋德方仙逝后，迁葬于永乐纯阳宫。按朝廷旨意，全真教荟萃各局经版于芮城永乐纯阳万寿宫。但因其总校于平阳玄都观，最后所成之经亦以《玄都宝藏》为名，史称《大元玄都宝藏》。
《大元玄都宝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出一千四百卷。秦志安在修撰时，不仅限于对《大金玄都宝藏》的修订，而且还多方寻求道经，增入了金元时期新撰写的大量道书，尤以全真著作为多。秦志安还将自著的《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传》、《婺仙传》等书收入其中。因此，现存《明道藏》中全真派的著作所占比重很大，主要应归功于秦志安在修《元藏》时将全真经典纳入了其中。而全真教集全教之力刊刻《道藏》的意义亦在于此，将本派经典大量编入道藏，从历史和经典的角度确立了本派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全真教可与旧道教并驾齐驱，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全真教以一派之力重修《玄都宝藏》，在道教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道教典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深远。但是，全真教徒在《大元玄都宝藏》完成之后，却将《老子化胡经》和依照《化胡经》所绘的《老子八十一化图》从其中抽出翻印，并广为传发，从而引起全真教与佛教徒之间的严重冲突，爆发了佛道关系史上著名的化胡经之争。数次佛道论辩，由于忽必烈对佛教的偏袒，全真教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元玄都宝藏》在倡行不过四十年后，即被当局焚毁。许多道教经书因此失传，对道教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成为了金元全真教由盛转衰的标志。
金末元初，天长观毁于大火，经板被焚毁。各地所藏《大金玄都宝藏》亦多为战争所毁，据说只有管州还保存有完整的《大金玄都宝藏》。此时，全真教乘势而起，在各地恢复和重建了大量的道教宫观，这些宫观都急需道教经典作为珍藏。因此，重修《道藏》的工作便被全真道提到了议事日程。丘处机东归之后，曾与得力弟子宋德方商议恢复《道藏》之事。他对宋德方说： “ 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尔当任之。 ” 丘处机仙逝后，宋德方任教门提点，辅助掌教尹志平。他想到丘处机数年前编修道藏的嘱咐，与门人秦志安等开始策划编印《道藏》工作。
与以前历代《道藏》编修均是政府行为相比，宋德方这次修藏完全是凭全真一教之力来完成。其之所以有如此自信，与当时全真道的鼎盛实力不无关系。这一时期，丘处机所开创的强势局面被尹志平发扬光大。全真宫观遍及北方大部分地区， “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 。全真教徒众多， “ 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 ” 。同时，蒙古皇室贵族对全真道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全真教上层与达官贵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宋德方与当时丞相胡天禄相交甚厚。胡天禄得知宋德方筹划编修《道藏》，当即资助了白金一千五百两。有了强大的经济后援，宋德方的《道藏》的修撰事宜便再无后顾之忧了。
与雕刻印刷所需要的财物相比，编修《道藏》更需要高水平的文人来进行收集、整理与编纂工作。全真道在创建之初就十分注重门徒文化素质，尤其欢迎士大夫入道。丘处机所收弟子多是儒士或出于儒士之家。而金亡之后，又有不少士大夫流离失所，李志常等人十分注意收容这些士人。据《黑鞑事略》记载，当时长春宫中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一批遁世避政又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儒者栖身于全真教，为修撰《道藏》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总领修藏的秦志安便是在此时加入的全真道。秦志安，字彦容，生于儒学世家。父亲是金朝著名的诗人秦略，秦略号称西溪散人，与元好问交好。
秦志安是秦略的长子。自幼学儒，曾三考进士未能成功。四十岁时，他置家事不问，放浪嵩、少间，先是从禅士游，又从道士游。金朝灭亡之后，秦志安在上党与宋德方相遇，两人因缘投合，秦志安礼宋德方为师。此时，宋德方正在四处物色编修《道藏》之人才，在了解了秦志安的学问人品之后，觉得可以依托，就将总领修藏的工作委任予他。1 2 3 7年，在掌教尹志平向皇帝请旨得到批准之后，宋德方开始率领众弟子重修《道藏》。这次编修的《道藏》以当时管州仅存的《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对照北宋《政和道藏》目录，再搜罗遗逸，补完亡缺而成。宋德方总摄全局，负责组织工作。他先在济源、河中、终南祖庭三处制造上品纸张，以供刊藏使用。然后又设立二十七局负责刻板与校雠，平阳、晋、绛置四局，陕西设九局，太原设七局，潞、泽二局，怀、洛五局，总局设于平阳玄都观。所有刻局均依托当地的全真教宫观，以宋德方门下宫观为主，并在宫观中配置博学之士负责校勘。秦志安坐镇平阳玄都观总督各局，每局将校完的版本送往玄都观再由秦志安总校。秦志安在编修中不但负责规划、选材、校勘的工作，而且还负责调配参与修藏三千余人的衣粮日用，可谓是劳心劳力。这次修藏从公元1 2 3 7年直到1 2 4 4年，前后费时八年之久。《道藏》修完之后不久，秦志安就因操劳过度，在所居玄都观樗栎堂去世
这次编修的《道藏》起初印有三十藏，藏之名山洞府，以后各处陆续附印者又有百余家。宋德方在每一处庋藏之所设博学之士任讲经师，讲解《道藏》经典，用以提高广大道众的文化水平。宋德方仙逝后，迁葬于永乐纯阳宫。按朝廷旨意，全真教荟萃各局经版于芮城永乐纯阳万寿宫。但因其总校于平阳玄都观，最后所成之经亦以《玄都宝藏》为名，史称《大元玄都宝藏》。
《大元玄都宝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出一千四百卷。秦志安在修撰时，不仅限于对《大金玄都宝藏》的修订，而且还多方寻求道经，增入了金元时期新撰写的大量道书，尤以全真著作为多。秦志安还将自著的《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传》、《婺仙传》等书收入其中。因此，现存《明道藏》中全真派的著作所占比重很大，主要应归功于秦志安在修《元藏》时将全真经典纳入了其中。而全真教集全教之力刊刻《道藏》的意义亦在于此，将本派经典大量编入道藏，从历史和经典的角度确立了本派在道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使全真教可与旧道教并驾齐驱，获得了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全真教以一派之力重修《玄都宝藏》，在道教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道教典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深远。但是，全真教徒在《大元玄都宝藏》完成之后，却将《老子化胡经》和依照《化胡经》所绘的《老子八十一化图》从其中抽出翻印，并广为传发，从而引起全真教与佛教徒之间的严重冲突，爆发了佛道关系史上著名的化胡经之争。数次佛道论辩，由于忽必烈对佛教的偏袒，全真教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元玄都宝藏》在倡行不过四十年后，即被当局焚毁。许多道教经书因此失传，对道教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成为了金元全真教由盛转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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