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门道语》第四十四期：礼乐文化传承里的中国人文之美
时间：2022-11-24 来源：八仙宫网络平台整理
作者：琴心悠悠
我们都在天空下大地上度过自己的人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水中游鱼的快乐与天边浮云的悠闲，领悟到阶前青草的勃勃生机及窗外南山的蕴藉，体察到先贤的贫贱不移和英雄的威武不屈。因为，这充沛的情感和健康的灵魂，需要培养和陶冶，更需要文化的传承。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礼乐文化、重视礼乐之教。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用诗歌、音乐等艺术来教导人，以使人神相和的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帝舜让夔掌管音乐，负责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这段话简洁而清晰地表明，我国早在上古时代，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十分重视礼乐之教，重视以美育人。
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文化制度，对中国数千年文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礼”与“德”已由德育内化为一种心理要求，但只有“成于乐”“游于艺”才是最高境界。孔子的思想是后世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精神价值核心所在，一直被此后的儒家所继承。孔子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既重视礼对人的道德影响，又重视乐对人的品质的影响。他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礼作为人生的根本，把乐作为人生的完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重视并专注于乐教，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论语》的宪问篇记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像臧武仲那般的智，孟公绰那般的不欲，卞庄子那般的勇，冉求那般的才艺，再加上礼乐修养，就可算得上成人了。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荀子的《乐论》是先秦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指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之所以制定礼乐，并不是用它来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它来教导民众节制自己的好恶之情，从而归于人生正途。显然，荀子的《乐论》对艺术文化的教化功能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如战国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西汉《乐记》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先秦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文化的教化、教育功能，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形成以乐养性、安定祥和的人间气象。需要说明的是，乐教之乐，乃是和乐性情、提升修养之乐，而非一般纯粹满足感官享乐的音乐。
三国时期阮籍的《乐论》也表达了这种观念：“猗靡哀思之音发，愁怨偷薄之辞兴，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人后有内顾自奉之心”，强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宋明理学经广泛吸收佛道理论之后，提倡洒落自得、浑然至乐的人生风范和人生境界，强调通过“乐”这一自由心境的体验，达到真、善、美及知、情、意的统一，等等。后来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对此作过描述：“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故以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可见周代统治者已经重视诗、乐对民众的心灵教化作用，用在保持民风淳朴、国泰民安。《乐记》就已强调乐教因人的本性而进行心灵疏导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功能，“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强调日常生活和习惯对人日积月累的长期感化、教育作用。因此儒家提倡中正平和与“道”相应的音乐，认为有违中和、满足感官欲乐的音乐会让人“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强调“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这种思想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而文脉不绝，根本在于一代代华夏子孙薪火相传、接续前行。中国礼乐文化传承蕴含着深厚浓郁的家国情怀、社会理性与道德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亦由此带有泓邃的品格。如钱穆所言：“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在中国，涵养出一种人格求善的文化和精神，中国古人往往用赞美、敬佩的词语，称颂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参考书目：《尚书·舜典》《诗集传序》《论语》《乐论》）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礼乐文化、重视礼乐之教。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有用诗歌、音乐等艺术来教导人，以使人神相和的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帝舜让夔掌管音乐，负责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这段话简洁而清晰地表明，我国早在上古时代，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已经十分重视礼乐之教，重视以美育人。
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文化制度，对中国数千年文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礼”与“德”已由德育内化为一种心理要求，但只有“成于乐”“游于艺”才是最高境界。孔子的思想是后世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精神价值核心所在，一直被此后的儒家所继承。孔子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既重视礼对人的道德影响，又重视乐对人的品质的影响。他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礼作为人生的根本，把乐作为人生的完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重视并专注于乐教，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论语》的宪问篇记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像臧武仲那般的智，孟公绰那般的不欲，卞庄子那般的勇，冉求那般的才艺，再加上礼乐修养，就可算得上成人了。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荀子的《乐论》是先秦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指出：“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之所以制定礼乐，并不是用它来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用它来教导民众节制自己的好恶之情，从而归于人生正途。显然，荀子的《乐论》对艺术文化的教化功能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如战国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西汉《乐记》提出“乐者，通伦理者也”；先秦儒家非常重视礼乐文化的教化、教育功能，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形成以乐养性、安定祥和的人间气象。需要说明的是，乐教之乐，乃是和乐性情、提升修养之乐，而非一般纯粹满足感官享乐的音乐。
三国时期阮籍的《乐论》也表达了这种观念：“猗靡哀思之音发，愁怨偷薄之辞兴，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人后有内顾自奉之心”，强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宋明理学经广泛吸收佛道理论之后，提倡洒落自得、浑然至乐的人生风范和人生境界，强调通过“乐”这一自由心境的体验，达到真、善、美及知、情、意的统一，等等。后来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对此作过描述：“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故以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可见周代统治者已经重视诗、乐对民众的心灵教化作用，用在保持民风淳朴、国泰民安。《乐记》就已强调乐教因人的本性而进行心灵疏导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功能，“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强调日常生活和习惯对人日积月累的长期感化、教育作用。因此儒家提倡中正平和与“道”相应的音乐，认为有违中和、满足感官欲乐的音乐会让人“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强调“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这种思想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而文脉不绝，根本在于一代代华夏子孙薪火相传、接续前行。中国礼乐文化传承蕴含着深厚浓郁的家国情怀、社会理性与道德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亦由此带有泓邃的品格。如钱穆所言：“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在中国，涵养出一种人格求善的文化和精神，中国古人往往用赞美、敬佩的词语，称颂文化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参考书目：《尚书·舜典》《诗集传序》《论语》《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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