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门道语》第十九期：全真道创立的时代背景
时间：2016-12-17 来源：西安八仙宫弘道部整理
作者：张方
全真教是金元时期兴起的一个道教新派别。其由王重阳创始于陕西，传教于山东，经马钰等七大弟子的弘扬，尤其是邱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后，风行于我国北方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全真教与南方张伯端创立的金丹道南宗合流，最终成为了与正一道并立流传至今的道教两大派别之一。全真道以道家哲学为依托，吸收、融摄儒学和佛学的思想营养，打破前期道教追求肉体长生和热心外丹的局限，转而追求真性的保全，提倡内丹学和性命双修，开创了道教发展的新阶段。道家全真学与宋明儒家道学、佛家禅学并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个理论高峰，对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真教创立的金朝中期，正是一个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当时，金廷占领北方地区，对民众实行残酷地民族压迫。他们禁止汉人穿汉服，强令其削发以女真俗，并用严酷的刑罚镇压汉人。拾钱于市，或拔葱一棵，均会被处以极刑。他们对汉人士大夫尤为残忍，天会初，战乱中逃聚云中府的士大夫，无以自活，乞讨于路。金政府为防止他们闹事，以散米赈救为名，诱三千余人至城外，将其全数活埋。
金人残酷的民族压迫引起北方民众的奋起反抗。各种抗金义军层出不穷，他们心怀宋朝，皆用宋 “ 建炎 ” 年号，盼望着南宋能够挥师北进，恢复故国。 “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 正是北方民众的心情写照。但是，此时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赵构既畏惧金国的军事实力，又担心北进中原后，徽、钦二帝复位。因此，为保全自己的皇位，他先罢免了主战派李纲的相权，又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并许诺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屈辱地向金称臣。这样一来，南盼王师的北方民众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战乱、疾病、国破家亡给北方民众心灵带来无尽的创伤，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特别是流落北方的儒家士大夫，他们不甘忍受着压迫屈辱，又无法排遣内心的郁愤，纷纷依归宗教。虞集在论及当时文人的情况时，说道：“昔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衣木食，或徉狂独往，或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 ” 因此，动荡的社会环境为宗教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就道教本身而言，传统道教在这一时期则出现了种种弊端，发展陷入了停滞。首先，道教外丹术屡屡夺人性命，神仙可成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唐玄宗、宪宗、穆宗、武宗都是服丹而死，唐代二十二帝，三分之一死于服丹中毒。到宋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外丹的危害。南宋高宗明确告诉大臣：“若果能飞升，则秦皇，汉武当得之，若果能长生，则二君至今不死。”为了摆脱这种信仰危机，道士们开始探索新的长生得仙的方法。而道法本就有服气吐纳、辟谷炼气一类的方术，便从这里演变出内丹之说。五代至宋的短时间内，内丹术便迅速取代外丹成为道教主流修习方法。宋、金时期，在这种内丹修炼浪潮的推动下，北方民间修道之风特浓，形成了大量小规模的修道团体。这种社会内丹修炼风气正是以内丹为核心的全真道产生的内在原因。
其次，传统道教崇尚斋醮的方式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备受世人诟病。道教的斋醮在北宋备受崇尚，宋人的斋醮活动普遍且频繁，规模等次也不断扩大。每遇国醮，宰相以下官吏要斋戒到场行礼祈祷，半月之内百姓禁举乐，禁屠宰。据载，在祥符年间，朝廷每年的斋醮费约耗 “ 缗钱七十余万 ” ，相当于夏税的七分之一。到了徽宗时期，这种崇道趋势更盛。徽宗宠信温州道士林灵素。林灵素宣扬“神霄说”，将徽宗奉为 “ 教主 ” ，创道学、兴道举、立道官、淆乱国家政治体制，使政和后的北宋完全成为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怂恿徽宗大兴土木，遍建神霄宫于天下，使宋政府的财政赤字数迅速增加。以致后来金兵入侵，宋政府难以应付军费开支。在林灵素的诱导下，徽宗 “ 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 ” ，大权旁落于蔡京等奸臣手中，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无所不为，把北宋政权推向灭亡边缘。这些弊端使得道教引起世人的反感，以致士人纷纷上书要求废黜方士之害。为了革除道教的这些弊端，扭转形象，宋金时期，道教内部开始革故鼎新，崇尚清修的诸多新教派迅速崛起，全真道便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隋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三教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摄，全真教正是在这一特定氛围中孕育的。其产生与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勃发有很大关系。佛教禅宗自唐立宗后，经唐、五代的发展遂有凌驾佛教其他各宗之势。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从宗教修炼角度首次把心性问题提出来，把修炼的全部重心归结为心性的明悟，使得心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儒、释、道三家共同讨论的时代大课题。正是来自禅宗的刺激，王重阳形成了具有道教内容和形式的内丹心性论，并将内丹心性论与儒家伦理思想、佛家的禁欲主义相结合，创立了全真道。
全真教创立的金朝中期，正是一个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当时，金廷占领北方地区，对民众实行残酷地民族压迫。他们禁止汉人穿汉服，强令其削发以女真俗，并用严酷的刑罚镇压汉人。拾钱于市，或拔葱一棵，均会被处以极刑。他们对汉人士大夫尤为残忍，天会初，战乱中逃聚云中府的士大夫，无以自活，乞讨于路。金政府为防止他们闹事，以散米赈救为名，诱三千余人至城外，将其全数活埋。
金人残酷的民族压迫引起北方民众的奋起反抗。各种抗金义军层出不穷，他们心怀宋朝，皆用宋 “ 建炎 ” 年号，盼望着南宋能够挥师北进，恢复故国。 “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 正是北方民众的心情写照。但是，此时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赵构既畏惧金国的军事实力，又担心北进中原后，徽、钦二帝复位。因此，为保全自己的皇位，他先罢免了主战派李纲的相权，又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并许诺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屈辱地向金称臣。这样一来，南盼王师的北方民众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战乱、疾病、国破家亡给北方民众心灵带来无尽的创伤，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特别是流落北方的儒家士大夫，他们不甘忍受着压迫屈辱，又无法排遣内心的郁愤，纷纷依归宗教。虞集在论及当时文人的情况时，说道：“昔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衣木食，或徉狂独往，或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 ” 因此，动荡的社会环境为宗教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就道教本身而言，传统道教在这一时期则出现了种种弊端，发展陷入了停滞。首先，道教外丹术屡屡夺人性命，神仙可成的思想发生了动摇，唐玄宗、宪宗、穆宗、武宗都是服丹而死，唐代二十二帝，三分之一死于服丹中毒。到宋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外丹的危害。南宋高宗明确告诉大臣：“若果能飞升，则秦皇，汉武当得之，若果能长生，则二君至今不死。”为了摆脱这种信仰危机，道士们开始探索新的长生得仙的方法。而道法本就有服气吐纳、辟谷炼气一类的方术，便从这里演变出内丹之说。五代至宋的短时间内，内丹术便迅速取代外丹成为道教主流修习方法。宋、金时期，在这种内丹修炼浪潮的推动下，北方民间修道之风特浓，形成了大量小规模的修道团体。这种社会内丹修炼风气正是以内丹为核心的全真道产生的内在原因。
其次，传统道教崇尚斋醮的方式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备受世人诟病。道教的斋醮在北宋备受崇尚，宋人的斋醮活动普遍且频繁，规模等次也不断扩大。每遇国醮，宰相以下官吏要斋戒到场行礼祈祷，半月之内百姓禁举乐，禁屠宰。据载，在祥符年间，朝廷每年的斋醮费约耗 “ 缗钱七十余万 ” ，相当于夏税的七分之一。到了徽宗时期，这种崇道趋势更盛。徽宗宠信温州道士林灵素。林灵素宣扬“神霄说”，将徽宗奉为 “ 教主 ” ，创道学、兴道举、立道官、淆乱国家政治体制，使政和后的北宋完全成为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他怂恿徽宗大兴土木，遍建神霄宫于天下，使宋政府的财政赤字数迅速增加。以致后来金兵入侵，宋政府难以应付军费开支。在林灵素的诱导下，徽宗 “ 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 ” ，大权旁落于蔡京等奸臣手中，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无所不为，把北宋政权推向灭亡边缘。这些弊端使得道教引起世人的反感，以致士人纷纷上书要求废黜方士之害。为了革除道教的这些弊端，扭转形象，宋金时期，道教内部开始革故鼎新，崇尚清修的诸多新教派迅速崛起，全真道便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另外，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隋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三教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摄，全真教正是在这一特定氛围中孕育的。其产生与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勃发有很大关系。佛教禅宗自唐立宗后，经唐、五代的发展遂有凌驾佛教其他各宗之势。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从宗教修炼角度首次把心性问题提出来，把修炼的全部重心归结为心性的明悟，使得心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儒、释、道三家共同讨论的时代大课题。正是来自禅宗的刺激，王重阳形成了具有道教内容和形式的内丹心性论，并将内丹心性论与儒家伦理思想、佛家的禁欲主义相结合，创立了全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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